赵雅丽:华人传播研究的想象与可能方向

本文章(新闻)来自:SJC 发布时间:2019-12-17 10:46:42

12月12日上午,淡江大学大众传播学系荣誉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赵雅丽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的邀请,在中心331会议室做了题为“华人传播研究的想象与可能方向——一个意义科学的观点”的学术讲座。

本次讲座中,赵雅丽教授对许多基本概念、观点重新发问,讨论了“为什么要进行华人传播研究”“华人传播研究像什么”“如何进行华人传播研究”以及“以‘意义科学’的思考架构深化华人传播研究方法论的辩证”等问题,试图以“意义”的观点重新思考传播的专业性和核心知识,为华人传播研究发展探寻可能方向。

赵雅丽老师讲座中

赵雅丽老师以知名传播学者Jeff Pooley《传播学者的爱与哀愁》(新传研读社)一文引入论题:传播研究确实是一项令人烦恼的事,传播学者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边缘地带”,他们研究的一切都处于“运动、循环和凌乱”之中,并且始终面对着“研究者主观性”“不稳定的意义”“结构”等棘手问题,他们为此“焦虑和烦恼”。赵雅丽老师认为,正因如此,传播学者才更应该不断回到“理解的原点”,思考传播学研究的核心。

接着,赵雅丽老师切入了本次论题。首先,她对“为什么要进行华人传播研究”进行了讨论。她认为,华人传播研究的目的可分为三种:其一是实用目的,这与华人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从而激起理解掌握“华人文化”“华人市场”的现实需要有关;其二是理论目的,这意味着对知识观本质的一种反思,即在西方社会历史脉络和文化情境中建构的理论,可以用来研究华人社会吗?其三是情感目的,这源自学术社群的在地意识,研究者们试图摆脱华人学术社群和西方学术社群之间“边陲”对“中心”的依赖关系。

在目的讨论的基础上,赵雅丽老师进一步追问:华人传播研究工作的理论位阶究竟是什么?是从事“理论验证”,“借用”西方的理论,做在地实证研究发现,还是进行“理论建构”,并在一开始就从知识观、从意义本质上去厘清“什么是华人的?什么是西方的?”——与此相关,我们所想象的华人传播研究,究竟是指向“研究对象”,即华人社会的传播行为?还是“理论工具”,即一种更“适切”的华人文化独有的知识观?——这里当然没有确定无疑的答案,甚至引发了更为前提性的问题:在全球化和文化交流的语境下,所谓原生的华人社会、华人文化,或原生的华人传播研究可能吗?“华人”如何定义,通过国家、地区、人种,还是语言?我们的思考方式够“华人”吗?我们可能全然排除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吗?

“华人传播研究是什么”众说纷纭,一时难以定论,但我们可以想象“华人传播研究像什么”,赵雅丽老师以李安和毒蛇研究来类比华人传播研究。她认为,虽然电影和现代医学一定程度上都是西方社会的产物,但李安的电影和台湾的毒蛇、肝炎研究却取得了国际性影响力;他们既在国际规则与交流之中,又体现着文化和地理上的独特性。赵雅丽老师解释到,华人传播研究的提出,也来自于这种“使别人识别我们独特性”的意识,也即华人学术圈自我认同。她认为,华人传播研究面临着两个自我认同的面向,一个是“知识区块”上面临的传播领域的学门自我认同问题,即“什么是传播”?另一个是“文化板块”上面临的全球华人学术圈的自我认同问题。

赵雅丽老师解释,华人传播研究的目的在于让全球学术圈对华人学术社群有所认同,进而营造华人学术圈的自我认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华人传播学者一定要做某种路径的研究,这种认同只是一种发展策略,会引导学者找到更多具有特殊性和创新性的研究题材。另外,赵雅丽老师对华人传播研究“自我”进行了辨析,华人做研究或研究华人世界的传播问题,就是华人传播研究的“真实我”,华人学术社群的自我想象是“主观我”,其他地区、领域学者眼中的是“客观我”,而在社会实践中的“自我”是“社会我”,我们需要从这四个“自我”中去寻求华人传播研究的“人格”定位。

 

讲座现场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赵雅丽老师讲解了如何以“意义科学”的思考架构,深化华人传播研究方法论的辩证。她指出,传播是一门研究意义共享的学门,“意义”可以作为描述传播活动最大的共同概念,我们通过发展“意义系统”这个概念,可以为传播领域内部跨领域(比如广告、新闻、公关、传播等)对话提供平台。

赵雅丽老师指出,如何透过“行动与结构”交互检验的研究策略更为精确地勾勒出传播学门以“理论使用者观点”出发的传播知识地图,并以此作为华人传播研究发展的参考,是意义科学努力的方向;而研究的终极目标,则是将传播学建构成“意义科学”的学门,同时将相关研究成果应用于“媒体创新、文化创意产业、跨文化传播以及新媒体研究”等领域之实务工作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