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希恩入选“感动中国·2004年年度人物”候选人

　　“总有一种精神，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信心倍增；总有一种人格，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自我完善。”        　　中央电视台正式启动了“感动中国·2004年年度人物”的评选活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著名艾滋病防治专家桂希恩入选为该年度人物候选人。 
        今年67岁的桂希恩教授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家艾滋病防治专家指导组成员、省艾滋病临床指导培训中心主任。他长期从事传染病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为我国的艾滋病防治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中国艾滋病高发区的最早发现者，曾数十次深入到艾滋病人居住的乡村调研，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引起了社会对艾滋病的高度重视。为了让群众了解正常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他把艾滋病人接到家中。他倾其所有，资助艾滋病人、艾滋病感染者以及艾滋病孤儿。 
        桂希恩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所做的贡献得到了世界同行的承认和敬佩。2003年他荣获艾滋病预防国际最高奖“贝利－马丁”奖，同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今年6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湖北省考察期间，专程到中南医院看望他，充分肯定了他在艾滋病防治研究领域所做的贡献。 
        据悉，桂希恩等20位“感动中国·2004年年度人物”     候选人的事迹正在央视《东方时空》栏目进行展播，本次评选活动采用网上投票或邮寄投票的方式，12月20日投票活动全部结束，中央电视台拟于2005年1月1日晚上推出大型颁奖晚会，揭晓“感动中国2004年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结果。（蒋明） 

投票方式： 

1、邮寄地址：                北京市羊纺店路115号院215室“感动中国”组委会                        收 

2、电子邮箱：                gdzg2004@vip.soh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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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希恩教授先进事迹报告会材料之一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我叫余追，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今天我很高兴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桂希恩教授的先进事迹。 

        十六年前，当我立志做一名白求恩式的好医生时，曾觉得他是那么遥远、那么高不可攀。十六年后，蓦然回首，原来心中的偶像就在身边——他就是我们引以为豪的艾滋病专家桂希恩教授！ 

        桂希恩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国家艾滋病防治专家指导组成员、湖北省艾滋病临床指导培训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医学院艾滋病防治研究中心主任。他几十年如一日脚踏实地、勤奋工作，致力于地方病和传染病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990年桂教授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优秀医留学人员；1992年获得全国卫生系统模范工作者的光荣称号；2003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200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特别是近年来，他在艾滋病防治工作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今年6月11日上午，温家宝总理专程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教授的家中看望他。 

        作为医生，他救死扶伤、扶危济困，为千万患者送去了温暖；作为学者，他求真务实、精益求精，取得了许多骄人的业绩；作为教师，他教书育人、甘为人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年青学子。他的崇高品格、高尚医德和人格魅力令众人敬佩。他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给了患者，他把满腔的热忱奉献给了事业。他用坚毅和执着谱写了不平凡的人生！ 

        1960年，23岁的桂希恩大学即将毕业，他完全有条件留在大城市，因为他的父亲桂质庭、母亲许海兰都是武汉大学的著名教授。但年轻的他心中有一个抱负——将自己的所学献给缺医少药的边区人民，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条件艰苦的青海。大学一毕业，他告别父母，踏上了西行的列车。这一去就是整整16年！ 

        16年中，他常常是没日没夜地工作，他的足迹遍布青海的沟沟坎坎、村村寨寨；在青海，他度过了自己的整个青春岁月，奉献了他的全部金色年华，为当地的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治作出了巨大贡献。谈起在青海农村的工作经历，桂教授深情地说：“那里给我留下了人生最珍贵的记忆！”。在与温家宝总理的交谈中，他甚至还能清楚地说出那些熟悉的地名。 

        1976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桂希恩调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原湖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工作，当了一名传染科医生。他常说：“我国的传染病主要集中在农村，作为一名传染科医生，不到农村一线去，是学不到真正的传染病知识的。”    他还说“是农民给了我们粮食，也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我能用知识去帮助他们是我一生的安慰”。于是从1985年开始，他踏遍了我省的二十多个县市，进行传染病的调查研究，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在气候条件最严酷的“三九”和“三伏”去的。据了解，桂教授是我省各大医院和医学院下农村次数最多的传染科医生。 

        1985年到1987年，桂希恩连续3年在钟祥开展出血热防治工作，每次都是3个月。1986年底，他在当地开展病毒唑治疗出血热的临床试验。因为要过年了，同去的人各自回了家，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下来，既当化验员，又当医生，完成了80多位病人的诊治。 

        1985年，为了提高出血热的治疗效果，桂希恩从美国带回了基因工程干扰素。这种干扰素是1000万单位一支的，此前，国内并无此种药物的使用经验。作为我国第一个使用基因工程干扰素的专家，为了更好地把握药物的作用，在为病人注射之前，桂希恩将第一针扎在了自己身上，结果高烧40度！为了探索、为了追求、为了病人的利益，桂教授就是这样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这不正是神农尝百草的伟大献身精神的再现吗？！ 

        80年代，为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他曾两度作为访问学者赴美进修。在美期间，他除了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的养份外，生活上也尽量节衣缩食，把节省下来的外汇用来购买科研仪器，回国后无偿地捐给医院使用。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很多留学人员滞留在国外。此时正值桂教授第二次赴美学习期间，美国的亲友们都劝他留下，起码先等一等、看一看再作决定。但他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然地如期回到祖国！或许有人会问，是什么使他如此异于常人、让他如此令人不可思议？其实，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深深地爱恋中国这片土地！ 

        无论是在青海，还是在武汉；无论在院内，还是在院外；桂教授心中时时刻刻装着人民、装着患者。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倾注了对人民真挚的爱。1990年一位重症肝炎病人发生上消化道大出血，经过抢救，血是止住了，但患者一周没解大便，病人十分痛苦。由于大便在肠道停留的时间太长，分解产生的有害物质吸收过多，病人已经出现了一些肝性脑病的征兆，继续下去可能会进入肝昏迷。桂教授得知这一情况后，赶紧戴上手套，冒着恶臭，一点一点地为病人掏大便；掏了近半个小时，掏出算盘子般的大便足有两千克！病人舒适了，但桂教授却全身是汗，差点虚脱。 

        桂教授对人民的爱还表现在他的一股“较真”劲上。无论是对医学科学，还是为人处事，他都永葆一个“真”字。 

        九十年代，湖北省流行所谓的“黑热病”，但是按照“黑热病”进行治疗效果不好，多数病人已经死亡。为了求证病原，他奔波于武汉、宜昌、沙市等地的数家医院，费尽周折，找到病人的骨髓片进行对照。结果发现这些病人全被误诊！原来他们患的是组织胞浆菌病，于是按照组织胞浆菌病进行治疗，病人痊愈了！桂教授也成为了证实湖北省内有组织胞浆菌病的第一人。 

        1995年，桂希恩接连收治因服用某种乙肝特效药而导致病情恶化的病人，这种药在各种媒体上大做广告，吸引了大量乙肝患者。很多病人不仅花费了大量金钱，反而延误了治疗时机。面对这种情况，桂教授再也坐不住了，他不能容忍这种巫医劣药继续欺骗患者，蒙骗群众！ 

        抱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桂教授对该药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发现该药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他一方面向有关部门反映实情；另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体，召集了十几位传染病专家，顶着巨大压力，和该药厂负责人在《湖北日报》当面对质，从而揭穿了这场骗局，使该药被查封。 

        涉及到扶助和治疗病人的钱，桂教授就更较真了。一年夏天，他到某地农村进行血吸虫病调查。见到村里唯一的水塔坏了，村民用水只能在有钉螺生长的小河中。他非常着急，回武汉后，他马上拿出自己的一万元钱，要求村里修建水塔。为防止有人将这笔钱挪用，他特意请他们打了收条。“也不是要他们还，主要是担心这笔钱被挪用。”桂教授说出了他的担心。一年后，他再次去那里时，发现水塔依然未修。桂教授只好追查那笔钱的下落，最后在中南医院纪委和他的共同努力下，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件事方才为人们知晓。 

        对“红包”、“回扣”、“讲学费”、“会诊费”桂教授是从来不收的。有一次，省内某医院请桂教授讲学，医院给了他1000元讲课费，桂教授实在推脱不了，就暂时收下。回汉后他想到该院经济困难，又自己贴上500元钱，寄往医院。没几天这家医院就收到了桂教授从邮局寄来的1500元汇款。 

        桂教授对病人是那样的慷慨，可他对自己却非常苛刻。走进桂教授的家，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有着海外关系的、大学教授的家，书柜是六十年代的，桌子是七十年代的，椅子是八十年代的！就连最值钱的“家当”也不过是一台25寸的彩电！墙壁不但没有任何装修，刷的还是卫生漆，油漆的颜色还新旧不同。由于忙于工作，馒头、方便面成了夫妻俩的主要食物。5位艾滋病人住进他家的第一天，他特地从餐馆买来“鱼香肉丝”等菜肴，这可是他在家中吃得最“奢侈”的一顿晚餐！ 

        桂教授曾数十次下河南，为500多名艾滋病高危人群做过检测。不仅往返路费和住宿的费用是他自己出，就连其中许多病人的检测费用都是他自己支付！——那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中南医院的领导感慨地说，这么多年桂教授奔波于农村调查研究，从来没找医院报销一分钱！当得知当地政府缺乏资金，他便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1万元钱寄过去。“希望他们能为艾滋病人真正做些工作”。而他自己每次到河南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店，有时太晚了就寄宿在病人家里，碰上生活困难的病人他总要留下一点钱。说起来，凡是他接触过的艾滋病人，很少没有得到过他经济上资助的。文楼村的老百姓已经把这位花甲老人视为了救难的神，他们也将桂希恩称为“白求恩”。 

        艾滋病人程雪梅（化名）说：“我家两年收麦子的钱都是桂教授给的，一次50元，一次100元。”而他自己每次去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报工作，为节省一块二毛钱的车费，七、八站路他总是骑自行车往返。 

        没有谁去统计，也没有谁能统计得清楚桂教授几十年来对患者、对群众捐赠的数额。他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厚意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 

        病人程金在武汉治疗时，看到桂教授竟无一件像样的衣服，心里十分难过。在离开武汉前，他特地将媒体捐赠给他的一件崭新的衬衣悄悄压在桂教授的枕头底下，并在纸条上写下留言：“作为一个专家，您的穿着也不比我好，这件衣服您留着比我更有用。我知道当面给您，您不会接受，所以在临走前将衣服放在您的枕头底下，只有用这再次表达对您的感谢……” 

        2004年9月22日上午，桂教授上专家门诊，不到2个小时，有人发现他晕倒在洗手间，是胆绞痛击倒了这位坚毅的老人。醒来后，桂教授怎么都不肯回家休息，他微笑着说：“门诊病人还在等我呢。”同事们实在拗不过他，只好几个人架着他，给他挂上了点滴。但他还是放心不下病人，硬是挂着吊瓶坐到了诊断桌前。患者见他带病上门诊，纷纷劝他回家休息，但他笑着拒绝了。因为他不想让慕名而来的病人失望。 

        桂教授就是这样一心想着人民，一切为了病人。他奉献给人民的是一颗火热赤诚的心。如果要问他为什么这样痴情，答案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深爱着和他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民！ 

        在服务患者、奉献社会的同时，桂教授也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他在传染病防治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湖北省是血吸虫病重疫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每年的暑期都要带领学生到疫区进行社会实践，传播防治知识。二十年来，他的足迹遍布了全省的重疫区，阳新、汉阳、江陵、钟祥，那里的田头地垄、河沟溪流无不留下桂教授熟悉的身影。在江陵县高兴村，经过他和当地村民三年的努力，硬是把这个村的血吸虫病发病率由30%降到了4%以下。他在血吸虫防治方面的多项研究课题均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奖，对推动科学进步和保障人民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病人面前，桂希恩是一位可敬可爱的医生，病友们都信赖他。然而在记者面前、    在新闻界，桂希恩一直是很难采访的对象，他不喜欢和记者打交道，这让记者们大感头疼，大多数前来采访他的记者都碰了软钉子。“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要宣传我！”、“对不起，还有病人等着我呢。”他总是这样以各种理由推脱。不过医院宣传部的同事有时也能找到    “突破口”，因为和桂教授谈艾滋病，他会非常乐意，其他采访目的也就能顺带完成了。至于为何不愿与媒体打交道，桂教授说，他希望将更多的时间留给病人，有更多的时间静下心来研究艾滋病。 

        每天，桂教授仍然是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为病人的健康来回奔波，因为他要为更多的病人解除痛苦，让更多的艾滋病人得到社会的关爱！ 

        桂教授的伟大出自平凡——平凡的岗位、平凡的工作、平凡的人。但他却用不平凡的举动来诠释不平凡的精神！桂教授医德双馨的人格魅力、对病人真诚无私的奉献、对事业执着坚定的追求、对科学孜孜不倦的探索，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崇高的医学事业奋斗终生！ 

谢谢大家！ 



桂希恩教授先进事迹报告会材料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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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我叫陈菁，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名工作人员，与桂希恩教授同事10多年。多年来，我耳闻目睹了桂教授献身祖国艾滋病防治事业，不畏艰险、忘我奉献的动人故事。他用自己的生命和满腔热忱扛起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展示了新时期医务工作者科学、务实的求索精神和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关注民生、守望良知的高尚情操。 

        1999年6月，一名曾在中南医院进修的河南医生向桂教授请教上蔡县文楼村出现的“怪病”，出于医生的责任感，桂教授没有忽略这个看似平淡的求助。7月，从北京开会回汉途中，桂教授第一次来到河南文楼村，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触目惊心的凄凉景象：不少村民病卧在床，经常见到出殡的队伍，死者大多是三四十岁的青壮年。桂教授抽取了11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检查结果令人震惊，有10个人艾滋病抗体检测呈阳性。为了证实这个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结果，桂教授自费1600元钱到省疾病控制中心做了确诊实验，结果再次证实了他的判断。桂教授的这一发现，揭开了这场艾滋病灾难的冰山一角。 

        其后，桂教授的周末和假期都是在文楼度过的，闻听村内哀乐不断、看着村外新坟累累，这位坚毅的花甲老人忍不住鼻子发酸、黯然落泪。他拎着幻灯，走村串户讲解艾滋病防治知识，告诉他们如何使用安全套；他怀揣药品，发放给那些需要治疗的病人；遇到生活极度困难的患者，他掏出钱包，直到里面仅剩下返程路费。村民们感激这位头发花白的外乡老人，但一贫如洗的家中又拿不出象样的东西，只能端碗开水给桂教授喝。看到桂教授举碗一饮而尽的疲累和艰苦，村民们自己也哭了，拉着桂教授的手不放，口中念叨：“您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啊！”2001年5月，5位备受歧视的河南艾滋病人到武汉看病，住进医院一处闲置的房屋里，即便这样，也遭到了部分人的强烈反对。桂教授毅然将这三家五口人带回了自己的家中，老式的三室一厅里，一共摆了5张床。吃饭时，他与5位艾滋病人围着一张不大的桌子，还时时为这些客人夹菜，就像一家人那样亲亲热热。 

        此时的桂教授对于这些艾滋病病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医生，而是他们面临死亡黑暗中的一丝生命之光，这些病人对于桂教授来说，不再仅仅是患者，他们早已超出了普通的医患关系，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2001年5月，桂教授来到上蔡县王营村。一进村子，村民们照例把桂教授围得水泄不通，桂教授开始一个个通知上次血样的化验结果，他手中的笔记本无异于是一本生死簿，此时桂教授的神态是凝重的。有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一直站在人群的外面，等到众人散去，那位母亲把孩子留在远处，自己怯怯地走向桂教授。桂教授默默地看着走过来的那位妈妈，他轻声地告诉了女孩的化验结果。这位妈妈“扑通”一下就跪在了桂教授面前，放声痛哭。嘴里喊着：“桂教授，您是神人，您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她只有5岁啊，她很听话，只要我死了，她的病能好，我现在就死啊，求求您，我们家就她这一点希望了。”桂教授急忙扶起这位可怜的妈妈，自己已是泪流满面。 

        相信桂教授在宣布每一个病人的阳性结果时总是这样饱受内心的煎熬。但他在这场灾难面前，在这些受害者面前，早已超越了小医疗疾的局限，用他大医精诚的仁厚胸襟，关心、抚慰着这些可怜的人们。 

        桂教授做了这么多，他自己得到了什么呢？尽管遭受过种种的不理解和诸多委屈，但他得到了众多艾滋病患者衷心的信赖与爱戴，他改变了人们对这场艾滋病灾难的态度。 

        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社会背景，这位执着奉献的老教授更多的时候被视为一个“怪人”。他不远千里自费到河南给村民看病，当地部分基层人员并不理解他，对他百般阻拦和干扰，几次差点动手打他，以至于传出“桂希恩藏米缸”的故事。米缸，桂教授是没藏过的，但这个来自民间的说法，不是可以看出桂教授当时的艰难境遇吗？桂教授接艾滋病人住进自己家里，有人反倒说他“做秀”、“沽名钓誉”。在这举步维艰的时刻，同样身为医学教授的夫人用无声的行动默默地支持着他。中南医院的领导也坚定地支持了他，他们告诉桂教授：只要是有利于病人利益的事，你尽管去做。正是医院领导的远见和努力，替桂教授挡住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无数普通民众也热情地支持了他，5位艾滋病人在汉几天时间里，各界群众捐款达到10万余元。连小学生都捐出一角一角的零花钱，托桂爷爷带给艾滋病人。 

        文楼村里最先被确诊为艾滋病的村民程金，备受村民歧视：他到邻居家坐的凳子，邻居马上扔掉；隔壁的婆婆生病，他送去一挂香蕉，人家劈头扔回来，还责怪他“自己得了这种病，还想叫大家都死。”桂教授为他改变了这一切。他拉着程金的手照了张合影，并让程金放得大大的，挂在堂屋里。他让程金这样转告恐惧的村民们：“艾滋病可怕，艾滋病病人不可怕，你看人家医学教授都与我握手照相，只要采取科学的防范措施，绝不会传染”。桂教授对艾滋病人的人文关怀远远超出给他们治疗疾病。这种诚挚的爱不是施舍，而是对生命尊重的自然流露、对科学的执着。这使得桂教授的每一句话、每一份感情都被艾滋病人看得无比珍贵，在这些看似琐碎、平淡的背后，耸立着他那像黄河泰山般伟岸、博大的胸怀。 

        有一次，一位护士给病人抽血时，针头把手指扎破了。虽经检测没被感染，从那之后，桂教授都是亲自动手给病人抽血，即使同科室经验丰富的高年资医生抢着做，他也执意不许。他说：“我都是一个老头子了，没有什么好怕的，你们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在这危险的关头，桂教授心里始终想到的是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不完全统计，桂教授至少亲自为1000多名可疑患者抽过血。而且，桂教授为他们做检查时，一般也不戴手套，桂教授说：“这是为了让他们不感到被另眼相看。”为了病人的感受，一点一滴、一言一行，桂教授都是那么细心。 

        2004年8月，全省艾滋病防治骨干培训班开学，桂教授给来自全省的学员以及到场的领导和记者，上了特殊的第一课：请大家吃艾滋病人种的大西瓜。这些西瓜是大冶市一位艾滋病人种的，今年获得大丰收，但由于他的病，没有人敢买。桂教授获悉后，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买回300多斤。8月17日当天，桂教授让人把瓜切成片，端进培训班的课堂。他诚恳地对大家说：“这西瓜很甜，我带头吃，请你们也尝一尝。”课堂里响起一片吃西瓜的吧唧声。大家品尝着西瓜的甘甜，同时也体会着这位老教授的用心。桂教授用自己的言行，呼吁社会给予艾滋病病人更多的关爱，鼓励艾滋病病人自食其力，尽量减轻政府的负担。他所做的一切的确浸透了爱！ 

        每一位到武汉的艾滋病人都得到过桂教授的帮助，他的心总是牵挂着许许多多艾滋病人。今年10月2日，一位被确诊为艾滋病的病人要回应城，医院安排了艾滋病培训中心的一名护士护送病人。出发前，桂教授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定要亲自将病人送回，大家认为他年龄这么大，往返旅途非常辛苦，劝他不要去了。但桂教授诚恳地说：“这个病人的爱人抛弃了他，父母也不接受他，不把他安顿好，我不放心。”救护车从早上出发，先去云梦县病人自己的小家，后又辗转到应城，直到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协商，让病人得到妥善安置后方才返汉。一天下来，七、八个小时在路上奔波，但桂教授脸上仍挂满了满足和欣慰。他，就是这样一个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对每一位艾滋病人都是那么尽心尽责的人。他不但为每一位患者奉献了他精湛的医术，而且更值得珍贵的是他也为每一位患者奉献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体贴入微、充满真情的人文关怀。 

        因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关于艾滋病的研究，桂希恩率先提出了自己的创见。经他调查发现，艾滋病并不会在父亲和婴儿间传播；正常夫妻间的艾滋病传播率只有10%、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日常生活密切接触的一家人之间，也不会传播艾滋病；他还着重提出，预防艾滋病应当倡导妇女儿童优先原则。他为国家制定艾滋病防治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让桂教授更高兴的是，国家对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越来越重视，工作也越来越深入。艾滋病防治工作组开始派进重灾区，病人开始接受“四免一关怀”的待遇，全社会掀起艾滋病防治的热潮。今年2月，桂教授获得艾滋病预防国际最高奖项“贝利——马丁奖”；4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授予他“杰出贡献奖”；5月，中央电视台《面对面》和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都对他进行了专访。桂希恩教授为艾滋病事业所做的一切，不仅为祖国人民所了解，也赢得了世界同行的敬佩。 

        今年6月，一个更大的喜讯传来，来湖北考察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到我院看望桂希恩教授。6月1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省委书记俞正声、省长罗清泉，在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周云峰的陪同下，走进了桂希恩教授简朴的家。在五位艾滋病人曾经架床睡觉的客厅里，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的手，和桂教授这双默默奉献祖国艾滋病防治事业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温家宝总理向桂教授表达了对他献身祖国艾滋病防治事业的感激和敬意。 

        现在，桂教授还担任国家艾滋病防治专家指导组成员、湖北省艾滋病临床指导培训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医学院艾滋病防治研究中心主任。他虽然比以前更忙了，但他对艾滋病人的关爱没有变、对艾滋病防治事业的执着没有变。他说：“我永远是一个医生，我要把余生都投入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 

        谢谢大家！ 





桂希恩教授先进事迹 

报告会材料之三 

        高尚的人格        严谨的学风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我叫邓莉平，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的一名医生，也是桂希恩教授的一名研究生。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有幸得益于导师的精心指导和谆谆教诲，被导师高尚的人格魅力、实事求是的科研态度以及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所深深折服！   

        桂老师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他的传奇式的经历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他的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他是最先使用多媒体教学的老师！在学生心中他是一个睿智的长者，他总是将高深的知识用直接浅显的形象来讲解。听过桂老师课的人，都有一种震撼的感觉，因为在他的课堂上你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感受到一种激励、一种反思！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大学本科时听老师的一次讲座，他先给我们看一辆很老的牛车，说是他在博物馆拍的，接着又给我们看他最近下乡拍的另一辆牛车，在大家还没明白时，桂老师说道：几千年前用牛车，反映我国人民的智慧，可现在的农村还在用，说明农村的经济还不发达，农民的生活还没有大的改善！桂老师就是这样收集身边的一些小事，展开形象的对比来启发我们学生思考。他就是这样一位心里总想着农民，总在关注农村的医生。他总告诉我们说，农村是最好的医学现场，深入农村，你们会学到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正是因为对农村无比的热爱，他总是利用暑期不顾酷暑、不顾休息带领学生下乡实践，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农村，让我们注重实践。 

        记得刚入校时，对艾滋病的知识所知甚少，当听说要从事艾滋病方面的研究，心里不禁胆怯，可桂老师知道后并没有责备我们，他告诉我们艾滋病是可怕的，但艾滋病病人并不可怕！在平常的工作中他会有意识地教我们一些常识及防护措施，经常跟随导师见艾滋病病人，看着导师坦然地与他们接触，细心地为他们检查，心中也就慢慢习惯了，桂老师就是这样用他自已的行动来感染我们，消除我们工作中的恐惧！ 

        桂老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是出了名的。但他从不命令我们作什么，他在我们的课题选题之前，总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及其必要性，再让我们自已先查阅大量的资料，有了一定的认识并激起我们自已的兴趣后，我们才一起来讨论自已将来的课题方向，他总是根据我们学生的兴趣和特长予以不同的分工。他常说，一个课题组的成员大家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课题开始后我们至少一个星期要联系一次，大家一起讨论实验的进展，遇到的困难，商讨解决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知识。桂老师常说:我这个老头子有些东西可能比你们见的多，我愿为你们提供线索和帮助，只要你们愿意好好利用我这个资源！ 

        我的课题是关于艾滋病的母婴传播方面的研究，与导师一起见过不少艾滋病儿童，我深刻地感受到导师在儿童艾滋病方面所作的工作已完全超出了一个医生的责任。他总说：艾滋病儿童或孤儿都是无辜的，他们本应是祖国的未来和花朵，而艾滋病使这些花朵过早的凋谢了！桂老师对自己碰到的每一个艾滋病儿童及孤儿都给予了最大的关怀和帮助。最近一名父亲慕名带着一名艾滋病儿童来武汉找桂教授求治。这名儿童的母亲是一个痴呆，儿童因输血感染HIV的，桂老师给他作了全面检查，儿童的全身状况很差，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会有生命危险，但病房没有空房间，且考虑到就近的原则，他马上与当地疾控中心联系后，让他们回当地治疗。可当病人打电话来说在当地领不到药时桂老师再也放不下心来，四处为这个儿童联系药物，当联系好后，放下繁忙的工作，亲自将药送到这个儿童的家里。这送去的不是一瓶普通的药品，而是桂希恩对艾滋病儿童的一片爱心！前不久一名被桂教授资助已上高三的艾滋病孤儿写信给桂教授说希望到武汉来看看，桂教授接到信后，马上答应满足这名学生的要求，他在繁忙中带着那个孤儿来到武汉大学参观校区、图书馆，生命科学院。他说：关心孤儿不仅体现人道主义，而且是社会公正和安定的需要！桂老师在儿童艾滋病防治方面所作的工作已完全超过他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职责。他的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让人敬佩！他也正是以他的实际行动感染着我们每一个学生，教育我们同情、关心患者，切实从患者的利益出发。让我们明白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医务工作者！ 

        我们每一个研究生从课题的选择、实施到论文的制作无不倾注了导师的大量心血。开始选题时，导师给我们说过一句话：医学科研一定要紧密结合临床工作的需要，解决临床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为医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回顾导师这么多年的科研课题，从晚期血吸虫病合并乙肝感染、流行性出血热、黑热病的误诊误治、播散性组织胞浆菌病、院内感染的研究到艾滋病的相关调查，他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他的每一项科研成果至今还在指导我们的临床工作。论文的发表是科研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可导师对我们文章的要求却是格外严格。他总是对我们说，发表的文章应该让读它的人有所收获。我们每次分析试验数据和总结资料后，桂老师都会认真核对，仔细分析。每篇文章的结构，数据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词句使用等等，桂老师都要仔细推敲，反复斟酌。往往一篇论文要反复修改十余个来回后才投出去。我们在这个反复修改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思维与导师的反复对比，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桂老师对我们在课题中间发现的东西写总结分析是鼓励的，他说只有多做多写才会不断提高，也会耐心地帮我们修改，但绝对不允许我们将不成熟的资料拿去发表，即使录用通知寄来了，他也会要求我们将文章拆回。 

        桂老师学风严谨，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我们。也许大家认为桂教授是不会出错的，但在桂老师的电脑本上至今仍保存着2000年他亲笔写的一封“认错信”。90年代长江流域一些地区陆续诊断一些    “黑热病”患者，桂老师和两位同事根据自身和全省的资料撰写了一篇文章。可这些患者按黑热病治疗，效果并不好，有的病人不治而亡。为了求证病原，桂老师到武汉各大医院及沙巿宜昌等报道过黑热病的医院，费尽周折找到病人的骨髓片子进行检查，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后，终于发现这些病人并不是黑热病，而是一种深部组织胞浆菌病。其后此类患者按组织胞浆菌病治疗，都得以痊愈。尽管桂老师成为发现我省组织胞浆菌病的第一人，可他更多的是感到愧疚。他在给杂志社的信中写到：贵刊发表的我们撰写的“湖北省黑热病流行与防治”，现已证明该文部分内容是错误的。我们为上述错误向贵刊及读者表示歉意，为挽回影响，建议发表此信。桂老师告诉我们，不成熟的东西发表后，对读者会产生误导！并且有时造成的影响是无法弥补的。桂老师这种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培养了我们良好的习惯，使我们在现今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能与桂老师一起下乡是我们学生都非常高兴的事，因为那是一个最好的学习现场！桂老师常说：其实下乡的工作他一个人就可完成，但他希望我们多下现场，多了解农村的情况，才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每次下乡，桂老师总是亲自采血，从不让我们学生动手，他总是这样照顾我们学生，把危险的工作自已承担。 

        作为一名优秀的导师和科研工作者，桂老师教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更多地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精神，一种实事求是、执着追求的精神，一种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一种献身医学永不言悔的奉献精神！他曾说，我属牛，是一头老牛，已度过了5个多周期。老牛自知夕阳近，不用扬鞭自奋蹄！自奋蹄是因为所剩时间不多。只要未丧失工作能力，我将努力学习和工作。他总是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及切实的行动感染着我们每一个学生。   

        “我多么渺小，我是大海的一滴水；然而我骄傲，我被大海所包围。”桂老师的话至今仍清晰地回荡在我的耳边、回荡在我的心间。我同样多么渺小，我是在桂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许许多多医学生中的普通一员；然而我骄傲，我被这浓浓的师生情谊、这伟大的人格力量所包围。我深为有这样的好老师而自豪！我们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收获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我们从导师身上学到的一切是自己一生的财富。我将像桂老师一样为神圣的医学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我的智慧、我的热情、我的爱，我将无怨无悔！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