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祖国共命运

编者注：胡武老师退休后被返聘为我院教学督导，工作热情很高。工作之余还以笔为犁，勤耕不辍。现择文一篇以飨读者。

胡武（新闻与传播学院退休教授）

路，路上有荆棘，有鲜花。

路，时而笔直，时而弯弯曲曲，但总是朝着前方，无边无际。

人生之路，坎坎坷坷，但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越来越宽广，越来越美好。

人生原则，正义宽厚，诚实守信，淡泊名利，奋进不息。

年轻时，理想多，

年迈时，回想多。

我的家位于山清水秀的嘉禾莲荷石坵，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个岩洞、每一座桥都有美丽的神话传说。在这里，有我一起上山砍柴、下溪捉鱼的小伙伴；有我在草楼上围坐着听民间故事的小伙伴；有我在土地改革时，一起扛着梭镖在村头大树下站岗放哨的小伙伴。

家乡人都这么说，“有苗不愁长”，我一天天长高了，挑着铺盖到离家20多里的“伴溪完小”上学。在那时，我们的社会活动主要是：给“最可爱的人”通信，感谢、响应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寒暑假学校组织少年文艺宣传队，下乡演出歌舞、诗歌、话剧，宣传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学校小花园倾听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革命事迹。

在嘉禾一中读书时，还记得当时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做又红又专”的青年。那时候，课外阅读，看的小说是《把一切献给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那时候，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插秧、割谷、修水库、筑公路、挖矿石、炼钢铁。为补上功课，我长期在煤油灯下看书做作业，成绩优秀，这时候，我脑海里萌生了上大学、读名校、效力祖国效力人民的坚定信念

在嘉禾一中读书时，就常在校报发表文章。班主任王昆球老师给我安排了最高人民助学金。语文老师李棠，常常把我的作文批上“传阅”二字，挂在学习园地上，这更使我爱读文学作品和写作。高考前，填写志愿表，我第一个志愿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第二个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三个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高考后，我对父亲说：“爸爸，我会上大学读书的。”1961年8月25日的早晨，至今历历在目，那天我在高粱地里锄草，太阳升起两树高，初秋时节的晶莹露珠还挂在绿叶上闪闪发光，只听见年轻的邮递员欧泽达在远处呼叫“胡武，你考上大学了！”我跑到地头接过录取通知书，看到那红彤彤的“中国人民大学”六个大字时，顿时热血沸腾，无比激动！乡亲们一下子都涌了上来，争着看录取通知书，我父亲高兴地招呼大家“小心点，小心点，不要急。”
我乘火车来到北京，一出车站，一眼就看到中国人民大学的校旗在车站广场上空飘扬，我立刻奔向新生接待站。望着校旗，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一个农家子弟，今天终于上北京来读书了。我乘着迎接新生入学的校车，进了仰慕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就是东四宽街张自忠路铁一号总统府，这里有典雅的钟楼小会堂，有一栋栋红楼教室、宿舍、阅览室，也有古槐、杨柳、玫瑰、幽静的小花园。

学校开学典礼，十分热烈隆重。首先，由中央四老:吴玉章校长、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先生致辞，接着由郭影秋副校长作学年工作报告。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伟人，我平生第一次聆听这么多革命前辈的谆谆教导。他们教诲大家要学好马列、学好专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为中国人民、为全人类做出卓越贡献。几位政治家、理论家、教育家的每一句话，激励和鞭策了我的一生，也阳光了我的一生。

高年级同学称我们是“娃娃班”，因为在以前，学校招收的学员大多是全国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从我们这届起，才从高中生中招生。我国杰出的教育家、系领导罗列主任，对我们的培养作了精心安排，将全国最有名望的教授甘惜芬、方汉奇、郑兴东、张隆栋、秦硅、何梓华、王肖山、兰鸿文、陈昌本、汤世英、肖绪珊等给我们开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课;还请知名作家、诗人、随军记者:叶圣陶、刘白羽、周立波、赵树理、魏巍、郭小川等进行专题讲座。“政策学习”课，也别具特色，系里请中央政策研究办公室主任和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来校讲学，既深刻又生动。

学校不仅注重对学生的业务理论课程的学习，而且还注重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请将军作报告，组织学生学习陕北公院、延安抗大学员的英勇作战、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还有高年级部队作家高玉宝同学把装有理发用具的箱子，赠送给我们班，从此同学们相互理发。

我们不仅抓紧校内的课堂学习，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到北京不久，我和班上一些同学就到团中央礼堂，与26个国家的学联主席、代表联欢。到中国作家协会，聆听北京作协主席老舍、世界和平理事戈宝权、上海作家周而复、吴强等人的报告，这一切使我们青年学生增长了知识，拓宽了视野。

我们国家十分重视对大学生的培养。进校那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亿万人民缺吃缺穿。但国家给我们好多同学最高人民助学金，每月17.5元，这个数字现在听起来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当时是够过上上等生活了:全月餐票15元，主食中、晚各3两，早2两，每月还有2两猪肉、2两水果糖、半斤点心，剩下的2.5元就是看电影、买课本和文具。

大学生活全靠自我管理，同学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亲如兄弟姐妹。春天去看万里长城(五四长假，人大、北大、清华、北师大包专列往返仅1元);夏天去北京体育馆、颐和园游泳;秋天到香山看红叶:冬天在校人工湖上滑冰。我个子不大，饭量却不小。在《北京日报》实习时，我和杨兴华①同学在东城区妇联采访，半个月的粮票和钱，一周就用完了。兴华说她积下许多粮票。因此，以后每天去饭店都是她结账。毕业实习到《辽宁日报》，上火车前我买的是胡萝卜，邓元秋②同学知道了，她特意给我买来一袋红玉苹果。王昆顺③同学送来棉大衣。这不仅仅是一件棉衣、一袋苹果、几十元钱和几斤粮票，这是同学间的友情和爱心，使我终生难忘，也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陈锡添④同学在高中就入党了，一进校就担任我们的党小组长。他大我们不多，但毕竟经过党的培养，思想上成熟许多，大一至大三我们是同一学习小组，同一宿舍，每天下午去打篮球，睡觉前写日记。他的字写得很清秀，我们学他写柳体，他喜欢看散文，我们也都读历代文选。我同他在一起的时候较多，他对我在思想上影响较深。他常说“做学问，要谦虚;做事，要扎实;做人，要宽容”，他的这番话，使我受益匪浅。

1964年春到北京房山县搞“小四清”，我住在任营村一位老大爷家里。河北的三月还是很冷的，每当晚上老大爷都要把我被子铺开来。我开会回来，上炕去双脚一伸进被窝就暖烘烘的。老人家天天背着柳筐下地干活，积攒的钱舍不得花。他没有柜子、箱子、钱就放在炕上的席子下，一元、两元铺了大半个炕。有一天，他去镇上买了红枣、羊肉、大白菜，要我就在他家里吃饭。我又是感激又是过意不去，拿了两个大红枣就出门办事去了。这次小四清，虽然是三个多月，做农村经济调查、写村史，与老大爷“三同”，丰富了社会生活，并深刻感受到了劳动人民勤劳淳朴善良的品格。这一年，过了十月国庆节，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学校副校长孙泱带队，两千余人，乘坐专列火车去山西晋北搞“四清”。那时天天开会、查账、做调查、忙忙碌碌的。还有好多难忘的事:黄土高坡缺水，八个月没洗一个澡;窝窝头，吃不饱;还有东冶小镇风情忘不了:大清早，在南社打谷场，林章清⑤教我骑自行车，摔倒无数次，但三天就学会了。五一放假真可贵，林章清、田润光⑥我们三人骑车去东冶逛街。这儿是五台山口，风景秀丽。一路上，迎着和煦的东风，心情格外舒畅。我们穿过小街，站在镇后高坡上乌瞰全景:桐河河面很宽很宽，水流很慢很慢，在阳光映照下，泛着粼粼银光，岸边柳枝轻扬。小镇不大也不繁荣、可街道石坂路很干净，乡民来来往往也还热闹。这就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旅游啊!

大学五年的刻苦学习，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政治理论和业务理论基础。按国家原来的分配方案:有的同学要去中宣部、中组部工作，有的同学要去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红旗杂志》工作。可是，1966年7月毕业时，恰逢文化大革命，原方案作废，只能留京教书，或到省报去工作。我选择的是《湖北日报》。到武汉工作近一年，就去部队锻炼。我到随县万福店六四高炮团。我们除打靶、出操、开会外，再就是常常下地摘黄花，回到连队晒黄花，做莱炒黄花，人们笑我们是黄花小子。部队锻炼结束后，上级文件说不回大城市工作。我派到《咸宁日报》工作，心里不是滋味，但政工组负责人刘士英同志告诉我“你是人大新闻系的学生才留报社的，与你一起分来我这个地区的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他们都下县里去听从安排”。啊，原来我还是个幸运者，终于留在了新闻战线。

在报社，我经常到基层采访，做调查研究。新闻稿除在本报和《湖北日报》刊登之外，有时也寄给《人民日报》科教文部保育钧同学处。 有一次， 保育钧回信说“《人民日报》稿件太多，不可能篇篇采用，你老兄的稿子50%的采用可以了吧....”.我读了回信甚为感激，因为我清楚，那年头《人民日报》上稿很难，据说在部队的通讯员，哪怕只上一则简讯都要记一次三等功。为了不给老同学太多的麻烦，我写的稿件，也总要觉得有点新意才寄给他。后来，凡寄给育钧兄的稿件100%采用了，我实在感激他。我是报社唯一的新闻科班生，除了采写新闻报道，还指定到鄂城、武昌、阳新、嘉鱼、崇阳、通山、通城、咸宁和蒲圻等九县通讯干部培训班讲课。我结识了许多基层通讯干部，获得大量新闻线索。在通山黄沙采写《深山密林老支书》，在鄂城采写《盘湖洲上凌云志》、在阳新采写《渔家新景》、在咸宁柏灯采写《十女绣金山》等人物通讯和报告文学。长期的新闻实践，把我从人大新闻系所学的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使我的新闻业务素质和政治思想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人活于世，不光是做事做学问，更要淡泊名利、学会做人，要能济人危难，用你的真诚，给你身边的人带未欢乐。70年代加工资，在我这个挡次，我排在第一位。可是从公社调上来的刘道明⑦同志，月薪30元，妻子在茶厂工资也不高。在讨论会上，我表态自己不加薪，并提议给最困难的小刘加工资。我的言行受到了大家的称赞。当年在报社，我是最年青的大学生，下乡蹲点，到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我总是第一个报名，去的次数也最多，这些都是一个青年应该做的应该磨练的事，报社却年年评我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还评为宣教战线的标兵。

1984年，武汉大学成立新闻系，中宣部洪一龙和贾培信同志，《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秘书长保育钧向武大刘道玉校长推荐我去任教。从做新闻工作，到做教学工作，意味着开辟新的天地。为了能胜任新的工作，我只有从小处着手，勤勤恳恳、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当本科生班主任、当研究生导师，要尽心尽责，要善待学生。搞教学，要广积资讯，提出新的理念。搞科研，要把握新闻理论前沿新动向、新问题，结合实际写论文。到校第二年，我开设了《新闻编辑课》，还结合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编写编辑学教材，撰写新闻论文，先后刊发在《新闻研究》《新闻业务》《新闻与成材》《新闻探索》等期刊上。

高校职称评定是一件大事，但不能只想自己不想他人，要有一颗 宽容的心，就会给他人也会给自己带来愉悦。1995 年评教授职称，我的书还没写完，就没有申报。第二年，我的专著《现代新闻编辑学》 出版了，郑兴东老师给我做了很好的评价;教学评估分达到了92. 9分;论文获得全国首届企业报优秀论文二等奖;校系又多次评我为教书育人优秀导师;并且还获得全国首届“韬奋园丁”奖，因此，我很顺利地通过了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裁决，评定为教授职称。

记者工作18年，教学工作16年。2001年7月退休，但我觉得生活应该充实些好，还要为社会、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我曾在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年会上发言:

有的人年纪大了，人也老了，

有的人老了，精神不老。

人不会永远年轻，

精神可以永远年轻，

生命的奇迹,

靠自己创造。

深圳工作这十五年，我在《香港商报》、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广播电视电影集团、深圳市委宣传部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还到深圳特区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湖南日报、郴州日报、深圳大学、暨南大学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当代传媒者的新素养》、《党报的政策宣传》、《新闻精品的采写》、《标题艺术》、《都市报的竞争与创新》等专题讲座。当我听了新闻界同仁的掌声，我好感谢“伴溪完小”、“嘉禾一中”、中国人民大学老师们的辛勤培养啊!我以自己是人民的学子为荣。

2013年石义彬院长要我做教学督导，我答应他结束在深圳市委宣传部手头上的工作就回院做事。2017年，我回到院里，领导班子换届了，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吴爱军、院长强月新、副院长洪杰文，先后跟我说：“到院里做教学督导。”这一年，我已经76岁了。我是党和人民给我上的大学，国家、民族、单位的需要，理当义不容辞，况且，每一项工作间接或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多么崇高的事业啊！能贡献一点力量，是无限荣光之事。

人的智慧有高低之分，

人的能力有大小之别，

人的体质也有强弱之不同，

只有人人都有为共产主义大厦，添一片瓦加一块砖的精神，就是在从事世界上最有意义的、最有价值的事，并将使你自己的人生，活的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