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天普大学徐开彬博士来我院讲学

徐教授的这项研究借鉴了被学术界广为采纳和引用的 Entman（1993）的框架化（framing）理论。依据Entman的定义，框架化是指选取与突出问题的某些方面，同时排除与淡化其他方面。简言之，现实的某些方面通过“某种方式”得以选择与强调，而这个“某种方式”正是框架化所关注的。依据所选择的不同框架，人们可能会对同一事件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例如对堕胎问题的争论，一方以“尊重生命”这样的框架来反对堕胎，而另一方则以“尊重选择”这样的框架肯定妇女有堕胎的权利和自由。

在框架化理论的支撑下，徐教授提出了这样的研究问题：对“占领华尔街”的报道，美国主流媒体频繁使用哪些框架化策略？针对这一问题，该研究搜集了《纽约时报》和《今日美国》在2011年9月17日后两个月内关于“占领华尔街”的所有报道。然后对其中10%的样本进行质化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与归类，并结合现有文献总结出了如下四种主要的框架化策略：第一，对抗议活动的报道聚焦在抗议活动本身（如抗议者的年龄、衣着、外表打扮等），但不触及或仅仅非常肤浅地触及抗议活动的具体背景、抗议的主题内容及抗议者的主要政治观点。第二，报道选取与突出抗议活动中不遵守法律秩序的行为（如与警方冲突），从而强调抗议活动属于非主流、异端分子的活动，警察与抗议者的对抗取代了抗议者与被抗议对象的对抗。第三，报道往往呈现出抗议活动没有效果也不会有效，例如低估抗议者人数，指其不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嘲讽抗议者目标，强调抗议者内部存在分歧以表明抗议活动缺乏统一的目标与使命等。第四，报道强调抗议的负面影响，比如影响周围的居民，影响卫生与交通。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主流媒体对“占领华尔街”进行了负面的框架化（negative framing）处理，将抗议活动戏剧化与娱乐化，从而淡化了抗议活动的主题以及背后严肃的社会问题。换言之，美国主流媒体从舆论层面对抗议活动进行了削弱和软性控制。这一研究结果与其他同类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例如Ashley与Olson（1998）研究的《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在1966年至1986年间对美国妇女运动的报道， Dardis（2006）研究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发生前后对美国反战运动的报道，都突显出负面的框架化策略。

这样的研究主体、研究方法以及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均激发了在场师生们的浓厚兴趣，随后的讨论环节非常热烈。就研究主体而言，有同学提出如果将新媒体纳入考察范围，或者将美国媒体对于其他国家的社会抗议活动的报道纳入其中观察，是否会有新发现？徐教授坦言这个研究项目确实是要与发生在中东的社会抗议活动报道进行比较，但没有涉及对新媒体的考察。而在研究方法上，有同学考虑到框架化与议程设置理论的关联，询问是否同意框架化理论是第二层议程设置的说法？徐教授指出，框架化理论关注的是报道的策略，Entman的定义影响深远，学界的关注甚多，而议程设置主要针对的是事件的选取，研究的学者相对少一些。就研究结果而言，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单波教授提出了公共新闻与传统新闻框架的差异问题。单教授提出如果考察那些推动公共性运动的非主流媒体，也许能从报道中看到更多关于抗议的主题内容以及抗议者的主要政治观点。

基于徐教授所剖析的美国主流媒体对“占领华尔街”的框架化处理，现场的师生们展开了与其他文本、事件、研究方法的关联性联想。单教授认为，这是一场富有启发意义的学术报告，所引起的林林总总的联想正是其价值所在，通过交流，能够避免陷入概念化、理论化之中，从而承担起传播学研究者与社会进行交流的责任。

当天下午，徐开彬博士与石义彬院长在院二楼会议室签署了两院交流合作协议，相信将来会在学生交流、教师互访、联合科研等领域全方位开展深度合作与交流，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天普大学影视与戏剧传播人才培养方面在美国高校具有特色，去年10月我院曾应邀组团访问该校。

（文字：辛静 摄影：郑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