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大讲堂:邓绍根教授系统阐释中国新闻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关系
11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邓绍根教授做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大讲堂。邓教授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出发,以历史的视角探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系统阐释了中国新闻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关系。
引言
首先,邓绍根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因而需要在历史中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与中国新闻史研究关系尤为密切。邓教授正是用历史的视角和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唯心辩证法体系中首次提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合理成分,使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不再是用来描述观念或概念的自我运动与发展的方法,而成为理解包括战争现象在内的整个社会历史现象的重要科学手段。它同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方法一样,都是服务于对感性材料实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从而达到把握事物本质这一目的。思维的逻辑进程与客观的历史进程相统一。逻辑的分析应以历史的考察为基础,历史的考察应以逻辑的分析为依据,以达到客观、全面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目的。
1845到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重要论述可用以理解历史科学的意义:“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邓教授建议大家阅读恩格斯在马克思葬礼上发表的演说辞《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其中“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涉及到他对马克思的评价,也提到了历史科学。
1997年,新华社新闻理论室主任林枫在《讲政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使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对于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总的看法。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反映与体现”,林枫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理论、毛泽东新闻思想、邓小平的新闻论述、江泽民的新闻论述,以及党和国家的有关决定、法规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是无产阶级党性原则”。邓教授认为,这个定义实际上涵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01年,南方日报社内部讲话中提到在新闻队伍建设上,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工作者进行教育。2013年,“部校共建”再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的使用。我们党的文件中开始明确使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在华的早期传播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萌芽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作报告时讲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这句话后来演化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邓教授分享报告中的两段话,来说明毛泽东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现在十四五岁的娃娃都晓得,所以我说,同志们,你们很幸福。我们那时候长得很大了,还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帝国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如华盛顿、拿破仑”
“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飞机从莫斯科到这里也不止一天吧,但这消息只要一天,即是说,十一月七日俄国发生革命,十一月八日中国就知道了。那个时候,把俄国的革命党叫做过激党。七十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
总结起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末为萌芽介绍阶段、20世纪初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为初步传播阶段、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至1923年大革命前为广泛传播阶段。
(一)萌芽介绍阶段
中文书籍中最早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在1898年夏天。当时,广学会总干事长、《万国公报》编辑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翻译英人克卡朴(Kikup)于1892年撰写的《社会主义史》《The History of Socialism》,书名译为《泰西民法志》。书中写道:“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思都被大家承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该书第七章详尽地评述和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从现有资料看,这是最早论及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中文出版物。
1899年1月,《万国公报》第120册登载李提摩太编译的《醒华博议》。其中收录了伦敦《安民报》主笔花拉士写的建议:包括实行土地国有,把铁路、银行、邮政、轮船、自来水、煤气、电灯、电车公司“归国家设立”,普及教育等等。还主张取消私有制,实行“公用之法”,认为如此则“不徒本国不相争,推之五洲万国,皆不相争而相安。防害获益之大,莫要于此”。这种主张,是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反映。
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第121至124册上刊登了由李提摩太翻译、蔡尔康撰文的英国进化论思想家企德的《社会进化》的部分章节,并冠之以《大同学》。1899年2月,《万国公报》第121册《大同学》第一章题为“今世景象”,叙述了近代欧洲生产力进步,经济发展后的贫富不均和阶级对立情况,把马克思称为“百工领袖著名者”,并转述马克思的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1899年4月,《万国公报》《大同学》第三章“相争相竞之理”,介绍了社会主义各流派,同时又一次提到马克思。
1899年5月,《万国公报》第125册《大同学》,第八章“今世养民策”,又一次提到:“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并引用恩格斯的话:“贫民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禽兽,而不任人簸弄也。”
(二)初步传播阶段
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并提到马克思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1902年9月,他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文章,对马克思作了简要介绍,“麦喀士(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又说:“今日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
1903年,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又一次提到“麦喀士”,称他是“社会主义之鼻祖”,“著书甚多”,主张“变私财以作公财”。
1904年2月,他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是“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概括其最要之义,就是“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
1903年,由中国达识译社译介的幸德秋水的著作《社会主义神髓》,力图以《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依据,表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论点。该书赞美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主义,而马克思则是科学社会主义之“祖师”。书中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并强调“社会主义的大革命”是“科学的命令,历史的要求,进化的理法。吾人虽欲避之,而无可避者也”。
1908年,由赵必振翻译的福井准造的著作《近世社会主义》中,作者用一万多字的篇幅写了“加陆·马陆科斯(卡尔·马克思)及其主义”一章,专门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称颂马克思是“一代之伟人”“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在叙述马克思的生平时,还简要介绍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写作过程及其主要内容。该作特别推崇《资本论》,称其“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为应服膺之经典”。
1903年2月,最早向中国人民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资产阶级革命者马君武在日本东京出版的《译书汇编》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他指出:“马克司者(即马克思),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
1905年11月至1906年4月,朱执信在《民报》第二、三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主要介绍马克思和拉萨尔两人的生平及其思想主张,将马克思译为“马尔克”,称“其所为文,奇肆酣畅,风动一时。当世人上以不知马尔克之名为耻”。并概略地介绍了马克思从出生到去世的奋斗历程,突出了马克思的一些重大理论贡献。在介绍《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时,首先提到与马克思合作的“非力特力嫣及尔”(即恩格斯)给予的帮助,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视为“马尔克之事功,此役为最”,称该宣言“既颁布,家户诵之”,“万国共产同盟会奉以为金科玉律”,特别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并译出了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在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时说:马克思著述很多,“常与嫣及尔共著,学者宝贵之。而其学理上之论议尤为世所宗者,则资本史及《资本论》也”。
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译介中,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者表现活跃。1907年,刘师培等人在日本东京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一个团体,出版《天义报》作为宣传阵地。宣传中经常夹杂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天义报》第八、九、十合卷中,刊登出版社会主义书刊的广告,其中列有《共产党宣言》。第十五卷上刊载了由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从二十世纪最初十多年间中国人译介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来看,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是介绍者已经注意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尽管线条很粗,观点简略,且有不少误读曲解之见,但还是在管窥之中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这为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条件。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有了新的进展。例如,孙中山从1912年春到1912年底发表了一系列演讲、谈话和文章,表示“竭力赞成”社会主义,号召“广为鼓吹”,赞扬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马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这一阶段的传播不仅主要局限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圈子里,而且马克思主义被严重曲解和误解。
(三)广泛传播阶段
马克思主义宣传和传播的群体不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而且在劳动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进程中,创立大量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社会团体,创办大量有影响力的进步刊物,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出现了一大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理论家,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宣传更为全面、深入、系统。再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李达《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马克思还原》等。这些文章都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做指导的,是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李大钊是中国大地上传播马克思主义、高举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伟大旗帜的第一人。俄国十月革命后,1918年7月至11月,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2万余字,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与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在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得到基本正确的阐释。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和流传也更为迅速和广泛。
在报刊上马克思主义也得到广泛宣传,《每周评论》也不断刊登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情况的文章。《晨报》副刊从1919年5月起,开辟了半年时间的“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刊登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及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国民》杂志从1919年10月以后开始登载《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宣传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大量登载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在中国陆续出版。1920年4月,陈望道翻译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
中国出现一大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从1920年,先后发表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诸如《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劳动者的觉悟》《谈政治》《马克思学说》。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等书,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李汉俊从日本回国后,先后发表《怎么样进化》《改造要全部改造》等文章。全国创办的进步刊物有400余种,其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就有200种之多。李大钊和陈独秀先后在北京、上海领导成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邓教授讲述了毛泽东的新闻从业经历。他提到,毛泽东是杰出的新闻宣传家和报刊活动家。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热血青年踏上北去的列车,19日到达北平。10月,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成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举办的第一个培训班的55名学员之一。这期间,他在培训班研修了由徐宝璜和邵飘萍主讲的新闻学课程,受到新闻业务方面的科班训练。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创刊号刊登了署名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在宣言中毛泽东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长沙23岁的女子赵五贞为抗拒包办婚姻,在出嫁的花轿中割喉自尽,血满衣襟。26岁的毛泽东12天连续发表10篇评论。
《湘江评论》创刊号当天全部销完,重印2000多份,仍不能满足群众需要,从第二期起改印5000份。每周1张4开,约12000字,"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以引导民众放眼世界、改造中国为宗旨,以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和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内容。1919年8月上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尚未发行就被反动军阀查封。《湘江评论》影响了许多进步青年,如任弼时、郭亮、肖劲光等就是在它的感召下走上革命到道路的。
此外,邓教授阐述了周恩来的早期办报活动。1919年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设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8个栏目。周恩来在为《会报》撰写的社论《革新,革心!》中,创造性地提出 “革新”与“革心”的口号,提倡把改造旧社会与改造自身思想相结合。发行2万多份影响巨大,被誉为“全国学生会报之冠”。时评和社论是该报的最大亮点,大多数由周恩来以“飞飞”作为笔名撰写。1920年,该报出版100余期后,被迫停刊。
《觉悟》是天津爱国学生团体“觉悟社”的社刊,也是“五四运动”时期影响较大的著名刊物之一,1920年1月20日创刊,由周恩来主编,大32开,100余页,近10万字。该刊所登载的最重要的文章是《觉悟》和《觉悟的宣言》,是经全体社员集体讨论后由周恩来执笔写成的。《觉悟的宣言》则明确阐明了觉悟社的宗旨: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并提出发扬宗旨的四种方法:一、取公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演讲;四、灌输世界新思潮。
《警厅拘留记》是周恩来根据狱中被拘代表的回忆和个人日记等,于1920年5月开始编写,6月5日编完。文章共分为“魁发成事件”、“警厅花园内学生被殴”、“各团体代表被捕”、“被捕后的安置”、“学生陆续的被捕”等18个部分,全文共约3.5万字,详细记录了自己与同伴在狱中的实况。该文于1920年12月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载。
1920年3月,李大钊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研究会。毛泽东在湖南发起创立了俄罗斯研究会。1921-1922年间,周恩来在《益世报》写了57篇通讯,近25万字。在天津,周恩来等人创立了觉悟社,恽代英在武汉创立了利群书社。一大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团体先后成立。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如董必武、吴玉章等通过参加革命实践,也逐步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张闻天、罗亦农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也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实践,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
①传播语境的内需性
从社会政治背景的层面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时代的急迫性。
②传入路径的多维性
从马克思主义传播途径来看,它是从东、西和北三条渠道传入的,从而决定其在中国传播具有很大的间接性。
③传播内容的致用性
所谓致用性,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传入过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不是系统全面平衡地介绍和吸收,而是从直取其对于解决中国问题最为管用的部分开始。它在中国传播的内容,经历了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到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从剩余价值理论到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④传播过程的曲折性
从传播的过程来看,即便是中国的进步力量渴求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绝不是毫无阻力畅通无阻的,而是一个正确与错误不断发生曲折冲突与斗争的过程。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阵营逐渐出现分化,马克思主义遭到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挑战。于是出现了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三场论争: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争、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认真讨论,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议会行动》《工会运动与共产党》《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少年运动问题》《妇女运动》《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等9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会议正确指出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确定了党的最低和最高纲领,标志着“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李达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是它在中国接受选择、得到应用和发展的过程,即中国化的过程。
其一是指内容的中国化,即要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和革命特质,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实践结合,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其二是形式的中国化,即要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语言风格、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等方面适合中国人民的需要,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通俗化。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早期实践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现象、新闻传播活动的总的观点与看法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确立及发展,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新闻实践的系统理论总结,特别是与他们投身的新闻实践密不可分的。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他们的革命活动始终伴随着新闻宣传和出版工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阶段,五四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的早期实践和发展过程。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萌芽的开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最重要的媒介就是报刊。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是通过创办报刊,积极开展新闻宣传活动,达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早期实践,也是通过创办党的报刊开始的。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早期实践: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新闻活动
在上海共产党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1920年秋冬,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亦相继建立早期党的组织。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有自己阶级的新闻舆论工具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开始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共上海组织领导改组《新青年》。1920年9月第8卷第1号起实行改组,1921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后,一度改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它成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开创了一个以翻译我们的文献为主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时期。
1920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这一天,由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的最早的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正式创刊。该刊秘密发行全国,最高发行量达5000多份,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必读材料之一。该刊为16开本,到1921年7月7日停刊,共出版6期,由李达任主编,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许多成员均是该刊的撰稿人。
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公开出版发行的第一份刊物。发行数由3000份,最高10万份。1927年7月停刊,共出201期。蔡森为其第一任主编。《向导》创刊号《本报宣言》,鲜明提出了奋斗目标:“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推倒军阀”,建立“统一、和平、自由、独立”的中国。《向导》创办的重要意义在于: 它从一个方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从一个宣传主义的团体成长为领导中国革命的独立政治力量。贵报是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向导》“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
《先驱》半月刊,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份机关刊物。1922年1月15日创刊,1923年8月15日停刊,共出25期。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即领导创办了第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通俗工人报刊,有上海《劳动界》、北京《劳动音》、广州《劳动者》等。1921年8月创刊的上海《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是党领导下的第一张全国性工人报纸。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萌芽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的新闻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新闻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萌芽的开始。虽然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汲取近代中外民主进步的新闻思想,但是他们更多地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并在共产国际代表和俄共(布)指导下开展了新闻实践活动。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员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新闻事业。共产国际、俄共(布)一些来华人员也传来国际无产阶级的办报经验、新闻思想和新闻宣传政策。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渠道主要有:赴苏俄采访的瞿秋白;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周恩来;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赵世炎等,参与国际无产阶级报刊宣传活动;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办报实践与新闻思想。通过上述渠道,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办报传统和新闻思想。
1.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办报经验。通过办报团结信仰社会主义者,使报刊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策划改造社会的政治思想中心;创办党的政治机关报,使之成为党领导的政治运动的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集体的组织者;出版工人报刊,向工人通俗地灌输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报鲜明的思想旗帜,批判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联系社会实际,研究主义,并用以指导实际活动。
2.学习俄共(布)的办报传统与经验。争取民众的言论、出版自由,创办秘密的和公开的报刊,向民众传播革命思想,进行长期艰苦的大量政治宣传的准备工作,为革命建立坚实的民众基础。
3.学习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共产国际条件》中有关党报工作党性原则。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中共加人共产国际决议案》,译发《加入共产国际条件》全文,其中有关党报党性原则要点:党的“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一切定期的和不定期的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彻底的党的政策”。
4.学习共产国际和俄共(布)驻华代表的办报经验和新闻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先后有一些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代表来到中国,指导和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者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和创办无产阶级报刊。他们贯彻共产国际、俄共(布)的指示,协助中共出版中文定期刊物、机关报和通讯社,传播“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呼号,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报刊活动和新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萌芽的初步成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的新闻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新闻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萌芽的初步成果。
1. 关于新闻宣传的性质与作用。中国共产党认为新闻宣传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这是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鲜明党性。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第二部分“宣传”中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的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中共“二大”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承认《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包括其中有关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以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党性原则为指导,中共中央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刊、通讯社和各种无产阶级报刊,以及党主持的统一战线报刊,先后成立了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中央报纸编辑委员会,从组织上思想上加强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始终遵行列宁关于党报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重要新闻思想,重视发挥党报在党内,特别是对广大工农民众的思想理论和政治教育,宣传鼓动作用。
2. 关于新闻宣传的任务与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认为,新闻宣传的根本任务在于为革命、为民众利益服务。
实践中创造了行之有效、独具特色的宣传报道方法,形成了坚持真理,求真务实,旗帜鲜明的战斗风格。主张以事实为新闻宣传的基础,真实地报道评论事实。陈独秀说:“民众所认识的是事实,所感觉的是切身问题……离开事实的主义,不会真能使他们相信”;李大钊提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
蔡和森早在组建中共意见中就遵行这一方针,提出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和与马克思主义矛盾的东西,党的出版物皆不登载。《新青年》季刊宣布办刊的重要一条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以研究、解决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前锋》《向导》刊发了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政论家撰写的大量政论、时评,用马克思主义周密分析论述: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做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何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是什么?为党制定革命。策略提供依据,为革命读者指出努力方向。
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遵行共产国际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合起来”呼号的总方向,突破面向工农大众,扩大读者群体。中国共产党报刊重视读者工作,借以加强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唤起工农大众团结奋斗。提倡浅显朴实、生动有味的大众化、通俗化文风。中国共产党报刊不把马克努力从工农的日常生活中抓取事实材料,采用浅显文字、通俗口语来宣传。
3. 关于党报工作者的素质修养。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报刊工作者,是党的集体的战斗队伍,他们是记者、政家,但首先是共产主义的革命战士。他们不认同记者是所谓“第四等级”或“独立评论家”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忠诚党的事业,坚定谋求大众利益无私无畏的立场。观察敏锐,方向明确,具有善于分析和表述事物本质的深厚理论功底与学识造诣。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开拓创新,树立艰苦奋斗的作风。他们既做民众“革命的酵母”,又做“民众底仆人”。
4. 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管理体制,全党办报。中共中央规定,党的报刊必须完全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中央和地方报刊编辑人员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任免;中央和地区党的负责人兼任报刊的主要编撰工作;在中央局领导下设立中央报纸编辑委员会,每月定期开会。中国共产党报刊是党的喉舌,必须统一宣传口径,正确阐释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强调“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要积极组织读报讲报活动。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报刊宣传队伍的培养,创设工农通信员制度。从中央到各区委、地委设有专职宣传员,广州成立宣传员养成所。中国共产党重视创设工农通信员制度。中央规定各区委和地委应定期给哈中央机关报供应政治的、理论的和工农的通信报告。
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源头活水
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新闻实践活动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萌发出初步成果,上承近代中外民主进步的新闻思想,着重学习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开创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思想。虽然论述比较分散,不够系统,但它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与党性,广泛的民主性与群众性,务实求真的科学性,以及符合新闻规律的创造性。它是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首创成果,有着开拓创新的重大意义。它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报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源头活水。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核心内容,可以作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同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与发展创新,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范畴和内容。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中国新闻史研究可以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学子可以在中国新闻史的学习中增加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也在新闻史的背景中更加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最后,邓教授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来说明中国新闻史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建议大家在学习新闻史的时候也想一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候也想想其历史的背景、历史的角度是什么。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都有其历史背景,都有其形成的具体条件。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在今后的新闻实践中落实它。
讲述:邓绍根 整理:陈子凡 朱战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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