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宽教授重新解读麦克卢汉和媒介环境学

2017年3月24日，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资深翻译家，何道宽先生在233教室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主题为“麦克卢汉的误解与新解”以及“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中心”的两场学术讲座。何道宽先生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30余年，出版的译作约60种，包括《交流的无奈》、《无声的语言》、《理解媒介》、《新新媒介》、《传播的偏向》等，推动了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以及麦克卢汉、伊尼斯、莱文森等媒介环境学学者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3月24日上午十点，何道宽先生抱着两本新的译著——《媒介即按摩》与《媒介与文明》——走上了演讲台。从这两本新书讲起，何道宽先生谈及了对麦克卢汉的常见误解，重新解读了麦克卢汉的思想，梳理了“麦克卢汉热”在全球以及中国的兴起。

何道宽先生认为，对麦克卢汉的误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他两个经典命题——The extension of man和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的误读和误译，二是将他的思想视为“技术决定论”。

何道宽先生讲到：“extension of man应该是人的延伸，而不是人体的延伸，在电子媒介之前的一切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而电子媒介是人脑的延伸，比如AI就是意识和智能的延伸”，“媒介即信息的表述是错的，应该是媒介即讯息。Information是未经加工的素材，而message是经过编码的information，比如手机的短信就是message。”何道宽先生梳理了雷蒙德·威廉斯和保罗·莱文森对麦克卢汉的批评和自我修正，指出麦克卢汉并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他引用莱文森的看法说道：“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对文化的影响时必备条件，而不是充足条件，他反对‘单因论’”。

在借以新译著重新解读麦克卢汉思想时，何道宽先生反复称“奇”，他指出《媒介即按摩》（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之奇在于书名，“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可能是刻意的胡说八道——麦克卢汉对“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的文字游戏，也可能是排印的歪打正着，但“按摩”一词着实反映了媒介对人的认识和思维产生的巨大影响。《媒介与文明》之更奇则因“一主二从”的写作方式，以及无目录、文献和索引，不分章节的呈现方式。此时，何道宽先生引述了麦克卢汉对自己写作风格的阐释：“麦克卢汉公开宣称，‘我只负责探索，不负责论证’”。

1964年《理解媒介》的出版缔造了第一波麦克卢汉热，何道宽先生重点提及了1969年《花花公子》杂志对麦克卢汉的访谈，他认为麦克卢汉在当时家喻户晓，甚至受到了生活风尚类杂志的关注，这使传播学进入了普通公众的视野。麦克卢汉热的第二波伴随互联网的兴起而蔓延开，这一时期，中国学者也加入了麦克卢汉热的队伍之中，而麦克卢汉热的第三波以其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为高潮。

后人对麦克卢汉的研究也经历了三次飞跃，分别以莱文森的《数字麦克卢汉》，戈登的《理解媒介（增订评注本）》，以及洛根的《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为标志。上述三位学者也是媒介环境学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对于他们思想的理解便引出另一主题——“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中心”。

第一场讲座末尾的互动环节，同学结合对麦克卢汉作品，对其中“后视镜”与“反环境”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提问。何道宽先生认为，“后视镜”的意思是用过去来参照未来，而“反环境”则是用别的环境来对照自身的环境。

下午三点，第二场讲座正式开始。何道宽先生从媒介环境学的核心理念讲起，解析了媒介环境学的环境三层次，媒介环境学的发展历程与代表人物。

何道宽先生讲到，媒介环境学的核心理念是“泛媒介论”，“在泛媒介论中，技术等于环境，等于媒介，等于文化”，他引用了麦克卢汉所说：“一切技术都是媒介，一切媒介都是我们自己的外化和延伸，每一种技术都创造一种环境。”何道宽先生指出，媒介环境学的环境三层次分别为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三层次的理念分别亲近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与批判理论，因而媒介环境学有跨学科追求。

何道宽先生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媒介环境学派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他讲到，对于“媒介环境学”的定义最初来自麦克卢汉的研究生课程“媒介与社会”，麦克卢汉认为他的这门课是把媒介作为人造环境来考察。1970年，麦克卢汉的追随者尼尔·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建了媒介环境学博士点，标志着媒介环境学的创立。随后，麦克卢汉的思想圈子、嫡传弟子和私淑弟子继承了麦的衣钵，发展了媒介环境学。

媒介环境学的第一代代表人物包括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伊尼斯的偏向论、帝国论、知识垄断论，麦克卢汉的延伸论、讯息论、地球村、四定律是媒介环境学的独创理念；媒介环境学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包括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和詹姆斯·凯利，波斯曼提出了技术垄断论、人类文化三分论、泛娱乐论，翁提出了口语文化二分说；媒介环境学的第三代人物包括保罗·莱文森和林文刚，莱文森提出了人性化趋势理论、补救性媒介理论、媒介发生三阶段（玩具、镜子和艺术 ）论、三个地球村论和新新媒介论，而林文刚则提出了技术与文化共生论等。

最后，何道宽先生还提及了媒介环境学与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的区别。他认为中国土生的媒介生态学关心的是媒体的经营管理、媒体之间的关系、媒体与社会的关系，这与媒介环境学派对广义技术的发生、发展的关注不同。

在讲座末尾的互动环节，有同学提出自己对“媒介环境学”与广义的“技术哲学”的关系的困惑。何道宽先生认为，媒介环境学有可能与技术哲学对话，但是这么说可能抬举他们的，因为创建媒介环境学的学者没有人是哲学修养很高的。单波教授回应，“虽然麦克卢汉与现象学没有联系，但是他对媒介的论述有点现象学的味道，他在某种程度上面向了人们感知媒介时的意识。”

最后，何道宽先生向我院资料室赠送了他近年来的多本译著。

本次讲座为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的珞珈新闻传播学术论坛暨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创新论坛的活动之一。（李阳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