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大讲堂:吕新雨教授论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的构建

本文章(新闻)来自:SJC 发布时间:2018-11-07 17:14:13


 

11月3日19:00,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教授做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大讲堂,纵论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的构建。

谈传播学焦虑:传播学是“花托”

吕新雨教授以“提到传播,你会想到什么”的问题导入此次话题。她首先分享一则小故事:今年年初履新的华东师范大学钱旭红校长在2018年寒假务虚会上提出,华东师范大学未来发展是由五个花瓣组成的“幸福之花”模式。这五个花瓣分别是教育+、生态+、健康+、智能+、国际+,同时寓意“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吕教授认为,五个花瓣之外,还缺少一样东西。如果华东师范大学要成为一朵幸福之花,还需要有一个“花托”把五个花瓣联系在一起。这个“花托”就是传播。

当今的传播学和各个学科都有交叉,好像其他学科的人都能进入传播学领域,而学习传播学的人很难进入别的领域。“传播”之前可以加上N个词,几乎所有的学科后面或前面都可以加上传播学。对于传播学边界模糊的焦虑,吕教授认为,传播学是研究社会存在方式的学科,当人文、社会、自然科学进入社会的时候,就与传播学产生交叉。它们交叉的部分是从所有的学科开始进入社会的界面,那就是传播学开始的地方。从这个角度讲,可以给传播学画一个圈,“花瓣”可以有无数个,但“花托”只有一个。

用新闻的视角看传播,用传播的视角看新闻

传播学研究社会,关心社会信息沟通的方式。吕教授提到,华东师范大学的传播学院的名字比较特殊,其他学校多是“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院”。吕教授对于外界“你们传播学院还搞不搞新闻”的问题,给予这样的回应: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新闻在新闻系里面,第一个系就是新闻系,但不再设传播学系,因为我们整个学院都是传播学。回溯历史,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称作报学。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中说道:“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见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吕教授认为,如果把报学这个词换成传播学一样可以成立,当时的新闻学就是我们今天的传播学。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传统的新闻学理论适用性降低。在新媒体时代,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应是“用新闻的视角看传播,用传播的视角看新闻”。“用新闻的视角看传播”,即是新闻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在新媒体时代变得更加强大。在后真相时代,如果社会没有一个大家都相信的新闻生产机构或者新闻生产方式的时候,社会将产生分裂。吕教授认为,美国总统与媒体“互怼”,意味美国社会共识的撕裂,即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反观中国当下有没有这样的危险?吕教授希望大家去思考。在后真相时代,认同危机要求我们重新回归对新闻理论的认知。新闻如何凝聚社会共识,是当今新闻业和新闻理论面临的一个极大挑战。

当今碎片化的传播方式要求我们思考为什么用新闻的视角看传播,吕教授认为,碎片化传播的背后是社会的碎片化和社会冲突隐患的上升。面临传媒生态的板结化、“BATJ”的冲击,在虚拟的社会空间中,我们怎么用新闻的理论、新闻的视角看传播,显得同样重要。

公共传播、公共性与人民性

作为现代传播学分支之一,公共传播是典型的“舶来品”。1978年7月公共传播学就以“Mass Communication”的对译词被引入国内。“公共传播学”淡化了之前“群众交通” “群众思想交通”和“公共通讯”等译法的时代烙印。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在理论刊物中的“公共传播学”变成 “旨在影响和使民意或公众的行为超值信息发布者希望的方向发展”的“一门帮助政府领导人和政府机构管理社会和个人,并协调两者之间关系的科学”。这时的公共传播学受国外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试图超越大众传播而追求一种社会效果,但基本上是一个作为“在广义上被政治问题技术化、依靠市场知识和算计来的‘驯化’主体的一种‘政治理性’或‘治理术’”。

公共传播是一个相对晚近的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中,“人民性”可被视为公共性的前身。1944年我国文艺界首次引入人民性概念。最初用来指作品对待人民的态度,表现人们的愿望和利益,旨在肯定旧时代文艺的民主性精华、阶级的代表性问题。

在新闻研究领域,“人民性”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它是指新闻事业对待人民的态度以及运用新闻手段反映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的一种特性。

在新闻实践领域中,我国最早使用“人民性”这个概念是在1947年,时值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九周年,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新闻工作,实行开门办报。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真正的人民自己的事业,最富人民性。

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中的人民性与党性是统一的。在革命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媒介通过传播实践,把人民性的内容、形式与资源归纳为“媒介大众化”的主张,生动体现了陕甘宁边区的媒介传播具有浓郁的人民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一方面强调党对宣传机构的领导并使宣传工具掌握在党手中,另一方面强调干部走入基层,倾听群众声音,并使其进入媒体。

新时代下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的公共性研究。基于媒体市场化、商业化的共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业发生一系列变化。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商品性作为“党性与人民性”的补充而构成新闻业变革的枢纽,市场化潮流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目前新闻业的变革趋势。

21世纪前十年关于“公共性”的讨论,是基于中国传媒业市场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利益冲突而开展的。对传媒及其从业者如何应对商业营利与服务公众的社会责任之间矛盾的理性思考,是中国新闻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政治体制决定传媒体制,传媒的公共性最终取决于社会的民主政治状况,传媒公共性问题本质上就是民主政治问题。20世纪末,省级与市级电视台相继推出“公共频道”以播出县级电视机构制作的当地新闻和专题节目。其结果是,各省的“公共频道”变成另一个综合性的商业频道。公共频道变成共用频道。

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新闻界开展的“三贴近” “三项教育”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等活动,旨在重申人民共和国及其新闻业的核心政治价值。吕教授提到她当年在复旦时对新闻下的一个定义:新闻是追求最大传播的事实。时至今日,我们讨论媒体改革,需要重新确立媒体的公共性,让媒体回归到公共传播上来。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主流媒体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动态过程

吕教授认为,我们应该把社会主义理解成一个过程。十九大、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我们“不走老路,不走斜路”。“不走老路”,是指我们不能走到“文革”那个极左的道路上去;“不走斜路”,即是不能走到西方的那个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中去。这两者之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坚持中国是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是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去争取。

当今海外媒体对中国的评价,以及如何看待中国在非洲的行为,都是需要动态地去观察。国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国家内部存在着许多博弈的空间。我们应该把中国这个国家重新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固化、铁板一块的标签。

新时代社会主义公共传播

新时代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第一,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需要在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背景下对新媒体与公共传播、国家治理以及社会认同关系进行重新梳理和界定。

第二,需要融合发展时代下的主流媒体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公共文化体制,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着实提高新闻传播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主流媒体既是公共服务的主要道,也是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主战场,是构建和增强社会认同的基础和关键。

第三,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需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要实现乡风文明、有效治理,就需要发挥公共传播体系的服务与引导的双重功能。同时,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需要公共传播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基础民主制度建设的有机组成充分发挥作用。

第四,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需为东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服务。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民族地区尤为突出。国家治理和社会认同的矛盾在民族地区也最为尖锐。十九大报告要求全民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对民族地区公共传播的引导力与治理体系的建设能力都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

新时代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的构建,必须超越两条规定的认知论框架:一是将公共传播等同于西方语境下的公共性;二是将公共传播视作公共关系的拓展,更类似“公关传播”。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新时代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中“传播”的内涵包含:

(1)    以BAT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与视频文化产品的生产;

(2)    传统印刷媒体与广电媒体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融合发展;

(3)    以农村为主题的文化产品生产、乡村的传播与文化自主性;

(4)    以少数民族为主题的文化产品生产、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与文化发展。

新时代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中“传播”的外延应当是指不同形态、不同性质的传播媒介及其内容与公共性、国家治理和社会认同的关系,它包括:

(1)    数字经济的国家治理与城乡均衡发展;

(2)    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公共服务与社会认同的文化地理学;

(3)    农村地区各种传播形式及其自主性与文化认同;

(4)    少数民族信息系统、社会认同与公共传播的可能性。

吕教授谈到,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它既是中华民族的,有是世界的;既是政治(革命)的,又是经济(建设)的。在社会主义公共传播的建构过程中,必须处理:国家与阶级、政治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复杂交互的问题。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中“社会主义”的挑战在于:一方面对那种简单化和基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市民社会”新闻框架保持警惕,一方面在监督权力的同时不是居高临下地从城市中心主义的角度对“弱势群体”进行人文关怀,在超越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想象和构建自由、民主和共享的社会主义公共传播模式,破除城市中心主义。同时,要破除媒介中心主义,实现跨学科的融合。对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中“公共”的理解,核心在于报道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媒体需要提供开放式和参与性的论坛,激发不同社会群体以主体的身份参与有关中国社会未来的政治性辩论和文化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人民群众确立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文化自觉。
最后,本次讲堂的主持人新闻与传播学院单波教授对吕教授的演讲进行总结,提醒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级本科生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被吕教授分享的内容所吸引、新闻传播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的地方在何处,并鼓励大家以吕教授为榜样,承担起那份关心国家的责任与义务。

(整理:陈子凡 撰文:朱战缘)